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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郛

黄郛(1880年—1936年12月6日),字膺白,号昭甫,浙江绍兴府上虞县百官镇(今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人。民国时期著名政治人物,同盟会会员,蒋介石的盟兄弟。

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毕业。曾任北伐军兵站总监、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外交总长、教育总长、新中国建设学会理事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代理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参与过上海光复、“二次革命”和护国之役、北伐战争等事件。

早年在日本留学从而结识蒋介石、张群等人,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外交部长、教育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1928年5月,日军炮轰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时任外长的黄郛事后被蒋介石免职顶罪。1933年秉承汪精卫授意,在华北推行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后遭到全国民意所指而被迫辞职。1935年托病避入莫干山所谓“读书学佛”的“隐居”生活。1936年9月,复任国民政府委员,同年12月6日病逝上海。

黄郛(1880~1936),浙江绍兴人  。原名绍麟,字膺白  。早年留学日本,先后入东京振武学校和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加入同盟会  。在日期间结识蒋介石、张群  。

1910

1921年出任北洋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团顾问。1923年2月入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随后又历任高凌尉、颜惠庆内阁教育总长。1924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至段祺瑞复出,被迫辞职。

1926年被蒋介石邀请南下。

北伐战争开始后,南下沪杭,为蒋介石反共“清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出谋划策  。尔后成为新政学系首领之一  。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后北上说服冯玉祥、阎锡山附蒋。1927年武汉“七·一五事变” 后,蒋介石下野,随同辞职。1928年1月蒋重新上台,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同年3月,黄郛负责处理第1次南京事件的善后事宜,同美国缔结双边协定(其他诸国由其后任王正廷缔结协定)。同年5月,济南事件发生,黄郛在事件发生时正在济南,但和蒋介石一起从当地离开,受到中国国内舆论指责。黄郛遂辞任外交部长。

其后,在野的黄郛支持张群的新政学系,并继续著书。

1931

1933年5月,受蒋之邀,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于万难时局下,对日签订《塘沽协定》。民愤大起,1935年(民国24年)春,遂辞任委员长并引退。

1936年9月,任国民政府委员。12月6日病逝上海。著有《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等。

蒋介石为《黄膺白先生家传》所作的序言,当为黄氏之评:其“志足以慑强寇之气,而势不能弭铄金之口,其忍辱负重,诚有非常人所能堪者。自来志士仁人,临汤火而不避者易,受疑谤而不辞者难,当其困心衡虑,不计毁誉...樽俎折冲,功同疆场。”

黄郛,字膺白,浙江绍兴人。1904春入浙江武备学堂,一年后,被选派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加入同盟会。1910毕业后回国。在日本期间,黄郛与李烈钧等二十五人,取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义,发起组织“丈夫团”,砥砺意志,排满抗清。“丈夫团”中的主要人物后来都成了辛亥革命后各省的都督或军政首长。武昌起义后,黄郛与蒋介石参与了陈其美主持的光复上海活动。他们三人成了结义兄弟,陈居长,黄居次,蒋居末,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相约。 

武昌起义后

洪宪垮台后,黄郛于1923年署理张绍曾内阁外交总长和高凌尉、颜惠庆内阁的教育总长。“北京政变”后曾一度短暂代理内阁总理,行使总统职权。从民国成立到北伐前的十数年间,北洋政府的政坛人事更迭如走马,黄氏所担任的职务也频繁变更,在位的时间都很短,很难有伸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于1924年策划和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驱逐逊帝溥仪出宫,参与将紫禁城建为故宫博物院;照会日本政府取消1915年中日签署的“二十一条”等,仍属黄氏在民初政治生涯中可圈可点之作。

国民党在1927年上海发动“清党”,黄郛参与了其中的谋划。清党后,黄郛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筹备了按现代文官体系下“多级总揽制”的分层分职、各负全责的现代城市组织架构,可惜他在这个职位上前后只呆了短短的几个月,便和蒋介石“共进退”而辞职,没能展其所长。

1928年初,蒋氏重新上台,黄郛被推荐为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在任上,发表了对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废除以往与各国签订的不平条约等对外交往“六大原则”。尽管依照中国当时的国力,这些原则只是纸上谈兵,实施起来几无可能,但能有勇气发表这样的宣言,也属不易。

1927年北伐期间,发生在南京外国使馆遭受散兵和暴徒袭击的“宁案”,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人发动的“济南惨案”,使黄郛的政治活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黄氏从此深陷对日外交湍急的漩涡。

“济南惨案”是

黄郛代蒋受过,吃足了窝囊气。他曾对张群吐露苦衷:“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多次发出“事理人情,余勇两无可鼓”之叹,最后不得不电呈国民政府引咎辞职。“济南惨案”后来由继任的外交总长王正廷以十分屈辱的条件,和日本人达成了“和解”的协议。

黄氏辞去外交总长后,和夫人在莫干山息影了五年时间,埋头读书,经营莫干山小学和当地的公益设施。他还和一帮同道,倡议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发行《复兴月刊》。但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对华北步步紧逼,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放不下的中国,哪里还有世外桃源。1933年春,日本侵略者的铁骑已经越过长城,直逼通州,平津吃紧,华北危如累卵。国民党其时的军事力量,对日本军队完全无抗衡的可能,再加上蒋氏还把大部分的兵力用于江西的“剿共”上。中日交涉停战,已经是迫在眉睫。可是,与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与交涉,是何其棘手!因为当时日本的政局,受制于冒险和争功的少壮派军人控制。这些军人为了建功,极易“蹈险”,根本是无理可谈。所谓的中日谈判交涉,只不过是让中国在谈判桌上屈膝受辱。

黄郛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屡次催召下,勉强同意担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出面收拾华北残局。

其时南京政府的高层对处理华北政局的态度颇耐人寻味,一方面需要摆出高蹈的姿态,做给全国大众看,义正词严地要求黄郛对日本人绝不姑息。无论是最高领袖蒋介石还是行政院长汪精卫,在报纸上发表的官样文章和讲话,都是如此。而私下的电文往来,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为了尽早安定华北,使得日本人不再进逼,蒋汪都最大限度地授权给黄氏,要求他“权宜行事”。除签字与承认伪(满洲)国,割让四省(即东三省)之条约外,其它条约皆可签应。

由于积年受日本人的侵略,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沸腾已极,任何对日本让步的协议,都会被视为“卖国”,因此官员在和议场中所受的内外压力,甚至大于在战场的指挥官。如此两相夹逼,黄氏直如火上被烤的猴子。到了后来,黄氏实在受不了蒋汪对外冠冕堂皇的讲话带来的窝囊气,在给蒋介石有份电报中愤然云:“弟(蒋介石)如要兄(黄郛)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在黄氏殚精竭虑的斡旋下,1933年5月,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终于签订,日本军队暂时撤出长城之外。紧接着,未公开而不为世人知晓的“北平谈判”协议、通邮通航协议,也先后签订。这些协议,屈辱地接受了日本人很多无理的要求,也使得华北的局面得以短暂的安定。

黄郛在华北任上经手的几起谈判和签约,都是在中方极端不利的前提下进行的。黄氏接受这样的担子,自己很清楚是如何的棘手。每次签约,都是在反复的斟酌、平衡和退让中进行,可以说都是一种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

我们只要看“塘沽协定”签订后,通车通邮协议签订的艰难,就可以了解到中方为了争取一点权利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

在此次的交涉中,高宗武代表行政院参与了其中的谈判。在涉及到伪满和日本人在长城内外的利益时,他曾经和黄郛有激烈的冲突。高氏年轻气盛,对黄氏屈服于日本人的高压非常不满,屡次发电给行政院投诉。可高宗武等人的坚持有什么用呢?日本人咄咄逼人,屡屡下达最后通牒,逼使中方在他们事先拟好、不得更改的协定上签字。强兵压境,不签字就轰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光有一腔正义究竟于事无补,最后还是以黄氏的建议勉强获得通过,从而使得东三省和内地的通邮通车得以进行,名义上避免了承认伪满洲国的尴尬局面,避免了铁路缴款的损失,也避免了关外内地邮路的中断。这其中的艰难,那些置身于事外,高唱爱国主义歌曲的热血青年是难以体会的。

《亦云回忆》在“塘沽停战协定”一节,有段客观的评论:“关于塘沽停战,以及后来的通车通邮诸事,赞成反对,以地域言,愈远之处愈唱高调;故两广始终反对,而华北则切身利害所关,多持平之论”,更遑论有些人出于政治需要的恶意指责和横加责难了。沈氏又以“国家大难当头,犹意气用事,视当冲之人存心卖国,又责以万能”为黄氏鸣不平。

“塘沽协定”给黄郛一生的政治和外交生涯带来了巨大的屈辱。黄氏在华北的苦心经营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一时间责难纷起,备受指责。连沈亦云的妹妹和妹夫都不能理解,认为“大姐平日颇能规过,此次甚偏袒姐丈”,如此情形,沈亦云在书中称为“打落门牙带血咽”,黄郛承受的屈辱和压力,不是常人能够忍受的。

1933年

黄郛为什么一再接那些烫手的山芋,明知事不可为或很难为而勉力去为之,除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秉承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精神,以国家安危为念外,也是为了践行和蒋氏结拜兄弟时候立下的“安危须仗,甘苦共尝”的誓言,这也可看作中国古代士人重然诺的一种江湖义气。

按黄郛的经历和他与日本的深厚关系,他很容易被看成是亲日派。当时的舆论和报章也是这样看待他的,他甚至被冠以“媚日”的恶名。沈亦云耿耿于此,在《亦云回忆》中多有辩白。作者基于自己和日本人接触的感受和印象,和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生活的切实经历,深入剖析了当年的中日关系和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深层原因。中日之间一衣带水,从明代以后,两国关系就非常微妙。明末抗清的遗民朱舜水在安南被拒后,是被日本人收留并允其永居,成为日本当时最有势力诸侯的宾师;著名自由主义分子大隈重信创办的早稻田大学培养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即出自大隈内阁;日本近代很多著名人物和同盟会的关系以及对推翻满清的支持,世人皆知,而承认伪满洲国的,正是与国民党有十多年友谊,在二次革命时极力主张允许亡渡日本的革命党人居留的犬养内阁。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举国上下一心建国。军神乃木大将在日俄战争时,旅顺久攻不下,他的两个儿子在攻城时率先捐躯;伊藤博文出访朝鲜,有人警告会遇险,他为了日本国家利益,毫不退缩,最终被安重根刺杀于哈尔滨。作者拿这些舍身为国的日本人和当时的国民党上层人物进行相比,感叹即便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虽有建国抱负,而生活也不足以示范于人。随上下一心建国热而来的是日本人的“侵略狂”,这种“侵略狂”的肇事者多为不知战争之险的下级军佐,他们不断挑起中日争端。

继足分利使华的是重光葵,其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重光葵解职归国时, 私下曾对黄郛透露:日本的军事力量已远较十年前为强;日本军界下层的军佐劫持上层,建功立业之心空前膨胀,对中国开战必不可免。他解说,此乃友谊,非外交官的话,此中的含义,不言自明。近代史上的中日关系,是中国外交的惨痛的伤心史。黄郛曾经感叹地说过:中国真是不幸,两个邻居(苏俄和日本)都不是善类,如果是个家,我早已搬;如今是个不可搬的国,只得先顾缓急轻重。他对苏俄始终深抱戒心,一直反对国民党联俄的策略,认为“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比,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日本这一条路”。 

相较苏俄而言,黄郛对日本还是抱有幻想的。他留学日本,和当时日本上层的政治家有很好的私交。他天真地希望中日的关系能达到当时“英美”和“德奥”那样的兼容和亲密,中日即便有争,也能相互尊重。在他遗嘱的最后一条,还是忠告双方的有识之士,奉行儒家的恕道,同文同种的中日双方万无自残之理,日本应该放弃殖民华北,侵略中国的政策。

遗憾的是,这些只是黄郛一厢情愿的幻想,1936年12月6日,在第二次退隐莫干山三年后,黄郛因肝癌病逝。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七七事变爆发,一场持续八年之久,给中日双方带来深重灾难的大战,终于不可避免在中国大地上上演。

民国云谲波诡的政坛上,黄郛在政治和外交上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短短的五十七年的生涯里,参与了民国肇兴、军阀纷争到“七七事变“前中日交涉的很多重大事件。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日关系史,都很难绕开他。 

黄郛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生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这在民国的政客中确实不多见。

黄郛去世后的七十多年里,关于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评价,国共两党之间,官方和民间都迥然不同。黄郛死后,国民党政府曾经先后在1936年和1945年两次给予特别表彰,这在民国的政坛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褒词云:“智虑忠纯,文武兼资,致身革命,卓著勋劳……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评价非常之高。

在民间,黄郛一直被看做亲日派的代表,在中国的语境下,这实际上和准汉奸已经相距不远了。他经手的几起中日交涉,如北伐期间的宁案和济南惨案,在当时已经很不被世人谅解。尤为人诟病的是,在他主持下于1933年签订的《塘沽协定》,激进者直斥其为“卖国”。在正统教科书里,对他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常见的评价是:黄氏秉承蒋介石旨意,推行媚日外交,在华北推行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使日本侵略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合法化,为日本侵略华北洞开门户。

如此矛盾和对立的评价施之于一个人身上,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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